本文將以19世紀末至今，臺灣博物學門發展史中幾位重要的博物學家，以博物學家在台灣所做的動植物調查資料，討論殖民時期的博物學學門如何成為統治手段的一部分，本文僅依據幾位日殖時期幾位專精於博物學的人物，如鹿野忠雄、菊池米太郎、早田文藏…等，並聚焦於臺灣博物學層面中的視覺意象，以動植物形象所形塑的博物畫、圖像、攝影、檔案、標本，如何被具有帝國主義般的凝視觀點，進而推衍至博物館、美術館如何將其視覺化的過程，藉此回應西方近代博物學調查活動與帝國殖民經營之密切關係，並思考博物學或科學調查如何運用於殖民擴張或殖民地經營。
將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中的《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為對象，試著透過臺灣自然發現史中的檔案，由此探究採集標本方式、展示再現典藏品的方法，追溯殖民中的博物學知識如何影響臺灣現今博物館體系建構，以及如何直接（間接）影響臺灣自然史發展的建構脈絡，殖民者如何以帝國之眼觀看臺灣，後殖民的遺存如何淺見於其中等諸多面相，藉此間接描述其中所蘊含的政治及發展脈絡，並提出觀點藉以參考，試著回應後殖民的當代難以逃離且根植的現況。
關鍵字：博物學 natural history、博物館 museum、後殖民 postcolonial、帝國主義 imperialism、雲豹Neofelis nebulosa
在臺灣的博物學或稱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發展中，英國探險家與日本博物學家為主的研究與紀錄佔了多數，又以日本殖民臺灣的五十年間所做的多方面調查最為完整與全面，然而日本也是約在明治維新時期引進西方博物學概念，並接收西方的測量、繪畫、採集、檔案化…等知識，日本人以西方手法測繪一個殖民地臺灣的自然史之時，勢必會因當地的現況與環境作出調整，又以何種視點書寫與觀看這個島嶼，臺灣作為一個被多重殖民下的島嶼，如何在脫離殖民後數十年後，依然必須通過這些留下的檔案作為研究基礎，作為建立臺灣主體性的材料，勢必是現今博物館與自然史研究者所需要面臨的課題。
本文透過分析展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以下簡稱《發現臺灣》），聚焦於其中的科學繪圖、標本展示，並以動物學、植物學門為核心，分析展件以何種觀點被展示，闡述殖民何以依舊存在於當代，並試著討論逃逸的可能。
《發現臺灣》展覽中的博物學繪圖與標本
《發現臺灣》展覽為臺博館21世紀預計推出三場常設展中的「首部曲」，本展以「發現之道」、「臺灣新象」、「過去的未來」作為分區，第一單元聚焦於20世紀初博物學家的調查，以森丑之助的人類學、菊池米太郎的動物學為主的田野資料與檔案，從植物書籍圖鑑到人類學文物收藏皆有展示，第二單元則以專題方式將臺博館歷史上幾位博物學者為主軸，此區則以各類標本為主，第三單元則以對於博物館典藏的提問，以臺灣雲豹標本以及兩位當代藝術家的回應，提出「過去」就是「未來」的概念。
19世紀末博物學為認識世界的顯學，臺灣亦有幾位從國外來探險、傳教、外交的兼職博物學家，如馬偕以醫生的身份在北臺灣傳教，斯文豪以外交官的身分在打狗等地活動，當時多已將標本寄送回國並在當地作發表及製圖，當時臺灣尚未建立也未學習相關的科學製圖方法。而到日本殖民時期才有較完整的製圖技術引進，日本博物學也以明治維新為分界點，在臺灣前後有許多位不同專業領域的分別來臺調查，如展覽中多次提及的菊池米太郎的動物學採集，以及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物產陳列館（後來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臺博館）首任館長川上瀧彌以其植物學家的身份在臺灣做「有用植物調查」，昆蟲學學者素木得一以農事試驗場技師為昆蟲學門方面的研究，都以相對系統化且較為科學的方式進行，然而也因此在日本殖民時期，才生產了屬於臺灣的第一批計畫性採集的標本以及在地生產的科學繪圖。
展示方式的被觀看視角
展示作為一種再現及觀看他者的前提，臺博館在展示及陳列的方式在過去所使用的展示方式，或多或少延續了當年在製作標本或科學繪圖時的方法，如此再次被客體化的手段，也是造成殖民史視角無法轉型的原因之一。然而可在《發現臺灣》中看見一點可能，本展在展示空間中試圖以較為新穎的方式做展場設計，如在「發現之道」中多組木作框合成的展示牆介紹標本如何分類，「臺灣新象」以白色幾何形狀的展示檯展示動物標本，如此跳脫原本生態展示館試圖假造地景的做法，新穎的嘗試或許能夠提供展覽更多元的觀看方式。
然而在「過去的未來」展區中所提出的概念，藉由新的展示手法藉以跳脫典藏思維，然而其中展示的臺灣雲豹標本，在陰暗的展場空間中僅打了一盞底光，令人不禁感到詭異的氣氛，後方泰雅族織藝師的《古虹新姿》在牆上展開，場地的配置使其看起來像是一般的裝飾，容易就被忽略於展場之中，而新媒體藝術家的創作《過去的未來》以星空、植物、雲豹花紋、鳳蝶翅膀、礦物結晶…等作為投影的素材，雖在視覺上有一定的美感及設計，內容僅將典藏品做一個某種程度上的再現，兩件藝術品皆未提出如何回應過去以及迎向未來的觀點，僅將既有的博物館元素沿用，似乎依舊還在過去的思維中，並未對未來提出新的視點。
以臺灣雲豹的觀看方法作為逃逸的可能
「”台灣雲豹”並非台灣特有或獨有的物種，只是名稱上冠上區域，雲豹並沒有絕種，而是在台灣的雲豹族群很有可能已經區域性滅絕或幾乎消失」- 姜博仁
在研究自然史發展之時，無法抹開且必須正視的問題便顯現出來，必須從幾位英國探險家、日本博物學者所做的採集及測繪為基礎，以及命名學、研究方法上的困頓，加上展覽中的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銅雕像，以及在建造此建築時所拆除的天后宮，如此多方面附加於其背景上的殖民遺存，造成臺博館在經營上要更謹慎地處理，此無可避免的問題更是需要儘早被正視的，這些標本與檔案無疑的也是建構臺灣自然史的一部分，在既成事實的現況中做出轉圜應該是較為積極的做法，然而試著以臺博館把雲豹與當代藝術並置的呈現，已是不小的推進與嘗試，然而在回應議題上的失準與保守，在此試著提出幾個觀點回應。
試著提出否有一種屬於臺灣雲豹[2]的展示/典藏方式，進而延伸出以臺灣雲豹為方法的臺灣主體性討論，臺灣雲豹的科學紀錄是在日本殖民時期被記錄，最後發現雲豹的記錄是在1989年在太魯閣發現的小雲豹皮，此後無人再發現台灣雲豹的蹤跡。此後學者的研究也未發現任何的線索，也因此於2014年宣布台灣雲豹已經滅絕。其所留下的資料寥寥無幾，僅存幾件在臺博館的各類標本或原住民家族流傳下來的雲豹衣，除此之外，雲豹僅存在於原住民的歷史以及口傳文化中，許多的資料已無法考據。
倘若臺灣學術界所認知的亞種並不存在，所謂的雲豹就並沒有真正消失，然而要如何復育出臺灣的雲豹族群可能還有許多難以達成的困境，但以雲豹作為臺灣作為主體的論述，或許還存在著一點可能。若僅以學術單位的觀點，可能會落入文中所提及的後殖民史觀，勢必是要與非學術界共融，學術界的研究可藉由現存標本的科學研究，將雲豹建立科學化的資料並公開，以臺博館的資源提供野史的搜集及記錄，各單位共同思考與討論，在多角度的語境中提出新的觀看視角，並將現有的檔案再現，試著提供一種屬於「臺灣雲豹」的論述及觀點，然而是否能夠在當代提出一個去殖民的方式或許言之過早，但若依舊停滯與漠視的作為亦非妥善之舉，否則殖民的遺存尚未抹消，雲豹卻早已消失於臺灣的土地上。
雲豹（學名：Neofelis nebulosa ）
現今學界對於雲豹亞種的分類大概分為兩派：一派認為由於對雲豹的分類研究尚未詳盡，應該先視雲豹為沒有亞種分化的單型種 (2017年冬季IUCN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貓科專家群所出版的貓科動物分類專刊，認定亞洲雲豹為單型種，不再區分亞種。 )；另一派則認為雲豹在分布地域上是有亞種分化的，統合目前觀點主要可以分為三個亞種：雲豹指名亞種（學名：Neofelis nebulosa nebulosa (Griffith, 1821) ）：主要分布於亞洲東南部，包含中國長江以南地區及中南半島。
雲豹台灣亞種（學名：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us (Swinhoe, 1862) ）：是僅分布於台灣的特有亞種，目前普遍認為已經滅絕，但於2019年2月於台東山區有數人聲稱目擊到[3]。
雲豹喜馬拉雅亞種（學名：Neofelis nebulosa macrosceloides (Hodgson, 1853) ）：主要分布於喜馬拉雅山脈南側至橫斷山脈一帶，包含中國西藏南部、尼泊爾和緬甸。
資料來源， Ｗikipedia。
參考文獻:
胡家瑜，〈博物館、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形變化〉，《考古人類學刊》，頁94–124，2007。
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地建構〉，《師大臺灣史學報》，第5期，頁3–39，2012。
姜博仁，〈雲豹在台灣的前世今生〉，Facebook，2019。
吳永華， 《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臺中：晨星，1996。
吳永華，《台灣動物探險》。臺中：晨星，2001。
李子寧、吳佰祿、 歐陽盛芝、 方建能、 許毓純、 李金賢、 陳英豪，《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7。
